永嘉之乱后，五胡乱华，西晋帝国遭受北方少数民族的猛烈侵袭，最终失去了半壁江山。西晋朝廷被迫迁至江南，成立了东晋政权。东晋的建立，是由琅琊王氏的王导和王敦兄弟协力推动的，他们支持晋元帝司马睿登基，并借此建立了这个偏安一隅的政权。刚开始时，司马睿将朝政权力完全交由王导和王敦掌控，王氏兄弟因此在朝中权力无可匹敌，出现了“王与马，共天下”的说法。王家掌权后，王敦作为大将军，掌握了东晋的兵权，成为了朝廷中拥有最大军权的人。然而，野心勃勃的王敦居然意图篡夺皇位，甚至发动了攻击建康的兵变，威逼晋元帝司马睿，掀起了东晋建国后的第一次叛乱，这一事件被称为“王敦之乱”。

王导作为丞相，带领琅琊王氏家族出面干预，终于阻止了王敦的篡位企图，迫使其失败。然而，司马睿在王敦威逼下未能振作，最终在深感忧愤中去世。晋明帝司马绍继位后，面对内外局势的严峻，决定采取应对之策。他命郗鉴担任兖州刺史，派他镇守合肥，意图借此力量对抗日益强大的王敦。然而，王敦却在郗鉴途中将其扣押，并密谋发动第二次政变。司马绍面对王敦的步步逼近，决定加强建康的防御，调遣各地将领驻守，并采取措施遏制王敦的阴谋。然而，王敦却在这时突发疾病，最终死于病中，使得这场兵变彻底失败，王敦的残部也在战乱中被消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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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这场兵变的前因后果来看，根本问题在于晋元帝司马睿过度依赖琅琊王氏的权力，将国家大权交由王导与王敦，最终导致自己大权旁落，造成王敦之乱的爆发。尽管王导在平定叛乱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，尤其是阻止王敦篡位时，琅琊王氏的功劳不容忽视，但这一家族对东晋政权的长期控制，却也是一大罪孽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叛乱平定后，司马绍并未追究王导和琅琊王氏的责任，反而继续倚重王导，任命他继续担任重要职务。甚至在司马绍临终时，他还将王导指定为晋成帝司马衍的辅政大臣，这一举动令许多人感到震惊。

从理性分析来看，司马绍对待王导的态度无疑是让人困惑的，尤其是在王敦的叛乱导致司马睿忧愤而死的情况下。按理说，琅琊王氏应该因王敦之乱而遭受严重惩罚，但司马绍不仅未追责，反而继续信任王导。这一做法，极为不同寻常。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，王敦的叛乱失败后，王敦的家族理应受到牵连，作为王敦的哥哥，王导理应承担重大责任。可是，司马绍却不仅没有打压琅琊王氏，反而将其继续作为朝廷的重要支柱，似乎毫不考虑王敦可能再次复起的威胁。对此，学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，其中之一是司马绍考虑到东晋朝廷的政治平衡与稳固，采取了妥协的策略。

东晋初期，司马氏本身控制的军力十分薄弱。八王之乱耗尽了大量的司马氏家族力量，而永嘉之乱和五胡乱华又给司马氏带来了沉重打击。司马家族的力量主要分布在北方，而北方正是受到乱军冲击最严重的地方。相较之下，江南地区由于距离乱局中心较远，地方上的门阀士族力量依然得以保存。东晋政权的初步建立，实际上依赖于这些南方门阀士族的支持。琅琊王氏兄弟通过推举司马睿为皇帝，形成了东晋的政权结构，虽然政权位置已定，但实际上琅琊王氏的支持使得司马睿牢牢依赖于他们。因此，尽管王导和王敦兄弟掌控朝廷大权，王导也没能完全避免权力的局限。

王敦之乱的平定后，司马绍急需解决朝廷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，确保自己的皇位稳固。平乱过程中，各地军镇的将领和门阀士族纷纷立下战功，司马绍不得不通过任职和分配权力来回应这些利益诉求。若是司马绍此时压制了王氏，其他门阀势力可能趁机上位，朝廷权力格局仍然不稳。正因如此，司马绍在权力平衡方面采取了精妙的策略，将王导作为制衡颍川庾氏和外部军镇势力的重要棋子。

在东晋初期，颍川庾氏虽有强大的家族背景和权势，但因为未及时拥立司马睿，未能超越琅琊王氏成为第一大门阀。王敦之乱平定后，庾亮作为功臣之一，掌握了极大影响力，有机会填补王敦留下的权力空白。然而，司马绍并不希望庾氏过于强大，进而形成新的威胁。因此，司马绍巧妙地依靠王导与琅琊王氏的政治力量，达成了稳定的政治平衡。

在对外的政治对抗中，王导同样起到了关键作用。苏峻作为平定王敦之乱的功臣，在军事上具有极大的影响力，但他并非大家族出身，缺乏足够的政治根基。如果苏峻想要在东晋建立自己的势力，就必须得到大家族的支持。王导作为东晋政治中最具声望的宰相之一，他的支持对苏峻来说至关重要。通过控制苏峻的资源，王导有效地削弱了其进一步野心的可能性。

通过巧妙的政治操作，司马绍在内外两方面都实现了平衡，使得东晋政权在其统治期间能够保持相对稳定。司马绍的去世，使得这一时期的稳定短暂延续，虽然在王导的辅佐下，东晋政权一度重新获得了稳定，但随后的苏峻之乱再次动摇了这一平衡。直至王导去世，东晋的政治格局终于逐渐被门阀士族掌控，朝廷成为了各大门阀势力争权夺利的舞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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